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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論文

    民營經濟發展的法制演進和立法探思

    中体育比分网 www.372141.live 時間:2019年12月24日 所屬分類:經濟論文 點擊次數:

    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是我國長期以來的方針。改革開放40余年,民營企業蓬勃發展,民營經濟從小到大、由弱變強,在穩定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實踐證明,我國經濟發展能夠創造中國奇跡,民

      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是我國長期以來的方針‍‌‍‍‌‍‌‍‍‍‌‍‍‌‍‍‍‌‍‍‌‍‍‍‌‍‍‍‍‌‍‌‍‌‍‌‍‍‌‍‍‍‍‍‍‍‍‍‌‍‍‌‍‍‌‍‌‍‌‍。改革開放40余年,民營企業蓬勃發展,民營經濟從小到大、由弱變強,在穩定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實踐證明,我國經濟發展能夠創造中國奇跡,民營經濟功不可沒‍‌‍‍‌‍‌‍‍‍‌‍‍‌‍‍‍‌‍‍‌‍‍‍‌‍‍‍‍‌‍‌‍‌‍‌‍‍‌‍‍‍‍‍‍‍‍‍‌‍‍‌‍‍‌‍‌‍‌‍。我國憲法規定,國家?;じ鎏寰?、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中國民營科技與經濟

      黨的十九大把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寫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作為黨和國家一項大政方針進一步確定下來。2018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要不斷為民營經濟營造更好的發展環境,幫助民營經濟解決發展中的困難,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本文回顧總結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法制演進,在此基礎上探索思考民營經濟立法的有關問題,以期能夠對今后相關立法有所助益。

      一、民營經濟的法律概念范疇

      民營經濟或者民營企業是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詳的名詞,在各種會議、文件以及新聞報道中頻頻被使用。然而,若從法律概念上來探究,如何準確定義民營經濟或者民營企業?在中國法律法規信息庫中檢索關鍵詞“民營經濟”或者“民營企業”,發現目前尚未有國家法律、行政法規使用民營經濟或民營企業這兩個概念。而省級地方性法規中,雖有少數使用了民營經濟(全國共6部省級法規使用)和民營企業(全國共有25部省級法規使用)這兩個稱謂,但未進行定義,如《中國(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條例》中出現一處民營企業的表述。

      系在法規第三十八條第二款中規定“支持符合條件的境內純中資民營企業發起設立民營銀行”,其中未對民營企業予以定義,而由于加上了“純中資”的前綴,則可以據此理解民營企業實際上還有“不純中資”即有外資的企業。在設區市的地方性法規中,有對民營經濟進行定義的例子,如2015年12月《珠海經濟特區民營經濟促進條例》第二條規定“本條例所稱民營經濟,是指除國有獨資、國有控股和外資獨資、外資控股之外的經濟形式,其主體為依法在本市注冊成立或者在本市開展投資、經營的公司、合伙企業、個人獨資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等各類民營經濟組織”。

      可見其使用了排除法和主體屬性列舉法進行定義,將國有參股企業和外資參股企業歸入了民營經濟范疇。而2013年施行2019年修訂的《合肥市促進民營經濟發展條例》第二條第二款則規定:“本條例所稱民營經濟組織,是指在本市依法設立或者開展投資、經營的,除國有及國有控股以外的內資企業法人、非法人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等各類經濟組織。”可知其是將外資企業一律排除在民營經濟組織的范疇之外。綜此可知,我國法律、行政法規尚未使用民營經濟或者民營企業這個概念,而地方性法規中雖偶有使用,但要么沒有予以定義,要么定義的內涵并不一致。

      從憲法和法律的角度看,雖然沒有直接使用民營經濟或者民營企業的稱謂,但存在與其十分相近的概念,如憲法使用的分別有“非公有制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法律中則分別有 “個體工商戶”“合伙企業”“個人獨資企業”“中小企業”等體現民營企業各組成類別的個體概念。

      本文所探討的民營經濟或者民營企業,是指非公有制經濟中,除了外資企業之外的其他經濟類型和組織。主要考慮是民營企業在日常用語中一般理解為是指內資企業,且在法律演進上,外資企業原有“外資三法”進行規范調整,2019年頒布《外商投資法》后由該法主要進行調整,因而與內資民營企業的法制體系有所不同,暫不將其列入討論范圍。在一般的日常敘述上,通常將非公經濟和民營經濟混用,或者可以說,民營經濟就是狹義的非公經濟。

      二、國家法律法規關于民營經濟發展的法制演進

      (一)憲法層面的演進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也是民營經濟發展的總綱領?;毓死?,1954年憲法作為新中國成立后的首部憲法,其第五條列舉了四種當時主要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個體勞動者所有制和資本家所有制,可見當時的“民營經濟”(個體勞動者所有制和資本家所有制)在憲法中仍然得到承認。而隨著1956年快速完成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在生產關系上追求“一大二公”,片面采取單一公有制。此后直到改革開放之前的特殊年代里,私營經濟被禁止發展,只有零星的個體經濟存在。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國1982年憲法第十一條承認“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じ鎏寰玫暮戲ǖ娜ɡ屠?。國家通過行政管理,指導、幫助和監督個體經濟”。此時,除個體經濟外,尚不承認“私營經濟”或者“非公有制經濟”,且個體經濟也僅是補充,對其的態度是指導、幫助和監督,在限制中允許其存在發展。到了1988年,憲法修正案增加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

      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に接玫暮戲ㄈɡ屠?,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私營經濟入憲,明顯促進了我國經濟的活躍和產品的供給,而該次憲法修正案(共兩條)的另外一條,是增加規定 “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為解決企業土地要素制約的問題開啟了通道。1993 年憲法修正案共九條,其中六條與經濟和企業制度相關,包括放棄計劃經濟宣布“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國營經濟”修改為“國有經濟”,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等等,使得民營經濟發展的社會法制環境發生了極為有利的變化。

      1999 年憲法修正案:“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非公有制經濟的憲法地位發生重大變化,從之前的補充地位演進為重要組成部分。同時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2004年憲法修改,確認了“國家?;じ鎏寰?、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并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從過去的“引導、監督和管理”演變為“鼓勵、支持和引導”,憲法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定位發生了本質改變。2018年憲法第五次修正時未對民營經濟法律地位作出補充和修改。

      綜合我國憲法對于私營經濟的演進過程,由不承認到承認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再到承認其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憲法地位步步轉變,經歷了從“被迫承認”到“限制發展”到“鼓勵發展”的實踐歷程,體現了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整個過程中人們對私營經濟的認識所產生的飛躍,表明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制度。

      (二)法律層面的演進

      除制定和修改憲法外,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還制定和修改法律。綜觀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生效的270多部法律,其中與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關聯度較為緊密的主要有《合伙企業法》《個人獨資企業法》《中小企業促進法》等。其中,《中小企業促進法》是?;ず頭齔種行」婺C裼玫鬧饕?,該法從財稅支持、融資促進、創業扶持、創新支持、市場開拓、服務措施等多方面規定了對中小民營企業的扶持優惠,同時還用“權益?;?rdquo;一章專門對增加企業負擔、影響企業經營的亂收費、亂???、亂攤派、亂檢查、亂評比以及政府拖欠等行為加以規制。

      《合伙企業法》和《個人獨資企業法》對中小微民營企業的兩種主要形式合伙和個人獨資作了詳細規定。這些法律都為民營經濟組織之市場競爭主體地位的明確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公司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企業破產法》《物權法》《行政許可法》等基礎性民商事和行政法律中,雖然并不直接指向民營經濟或集中調整民營企業,但民營經濟或者民營企業作為公司企業的主體類型之一,必然接受其法律規范調整。譬如1993年出臺、歷經四次修訂的現行《公司法》對民營經濟發展壯大所通過的主要形式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等形態都作了系統規定。

      2017年10月1日《民法總則》施行,對民事法律主體地位進行集中表述,通過第一章第四節“個體工商戶和農村承包經營戶”、第三章第二節“營利法人”和第四章“非法人組織”的規定,分別對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法人(公司法人)、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等民營經濟形態的法律主體資格作了簡要規定,并結合第五章“民事權利”和第六章“民事法律行為”,為民營經濟的正常經營活動規范打下了堅實基礎。

      可以說,經過數十年發展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已為民營經濟運營和發展提供了一個可遵循的全面系統的法律規范坐標系。我國并沒有一部專門規范或者完全統攝民營經濟或者民營企業發展的法典,而是由上述諸多具有或緊密或松散聯系的法律統合形成法律集群來調整‍‌‍‍‌‍‌‍‍‍‌‍‍‌‍‍‍‌‍‍‌‍‍‍‌‍‍‍‍‌‍‌‍‌‍‌‍‍‌‍‍‍‍‍‍‍‍‍‌‍‍‌‍‍‌‍‌‍‌‍。這個法律集群中的法律,多數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制定,如《公司法》是1993年頒布施行,《合伙企業法》是1997年頒布施行,如果對此進行回溯,我們可以將民營經濟立法的時間原點定格到鄧小平南巡時,在此之前,我國經濟立法更多集中于外資主體,“外資三法”分別于1979年、1986年、1988年頒布。而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民營經濟法律體系立法的步伐明顯加快。

      事實上,除了上述所列舉的民商事法律或者行政法律外,還有一部對民營經濟發展影響頗為深刻的法律,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1979年的刑法是改革開放初期制定的七部法律之一,其中規定的“投機倒把罪”在較長時間內成為懸在民營經濟人士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溫州是民營經濟的發祥地,而樂清柳市被認為是溫州民營經濟的發祥地,1982年左右,樂清著名的“八大王”多因投機倒把罪遭受牢獄之災,個體經濟發展的法制環境于是呈現肅殺之氣,而其后對這一系列事件轟轟烈烈的平反,又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拓開了一條道路,人們放下思想包袱,致力于“辦廠做生意”,溫州經濟由此百花爭放,提供了一種獨特的發展模式。

      投機倒把罪在1997年的刑法中被廢除,這可以理解為是民營經濟發展與法律演進的雙向弈動。而1997年《刑法》中規定的非法集資兩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旨在打擊民間集資亂象防范金融風險,且在很大程度上確實發揮了此項作用,但在某些時期的個別案件處理中,該罪名的適用也曾遭受過質疑,“達摩克利斯之劍”的稱號從投機倒把罪頭上取下,放到了非法集資兩罪頭上,典型的比如21世紀初的河北孫大午案,孫大午作為當時國內私營企業500強企業主和保定市人大代表,由于非法吸存罪被捕入獄,經媒體報道后引起廣泛討論。

      其后2005年,以“國退民進”論點開戰的“郎顧之爭”硝煙彌漫,顧雛軍終于在2008年以虛報注冊資本罪,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資金罪三項罪名獲刑,直至2019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重審改判其中兩項罪名不成立(虛報注冊資本罪,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該重審判決被解讀為是民營企業家沉冤得雪。就在此前一年的2018年,“民營企業家離場”的錯誤論調一度甚囂塵上,該案啟動重審,頗似當年的“平反八大王”事件,給民營企業家們吃下了一顆定心丸,由此可見刑法及其適用對于民營經濟發展的重大影響。

      (三)行政法規層面的演進

      國家層面關于民營經濟立法的另一場域,是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1987年國務院頒布施行《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1988年頒布施行《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分別對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的設立、經營、監督管理等進行規制,建構了當時民營經濟主體立法的基本體系。兩部條例在規制對象的確定上有著微妙的銜接,個體工商戶條例第二條第二款中規定:“個體工商戶可以根據經營情況請一、二個幫手;有技術的個體工商戶可以帶三、五個學徒。”據此計算,個體工商戶最多允許雇工為7人(2個幫手+5個學徒),而私營企業條例第二條規定:“本條例所稱私營企業是指企業資產屬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營利性的經濟組織”,即私營企業最少雇工8人。

      以8人之數為界來區分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其理論依據是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價值率和剩余價值量》,認為超過8人則“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是資本家,而8人以下是請幫手,“介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不算剝削,由此形成“七下八上”的界線。這一微妙之處,體現了20世紀80年代立法中政治理論先導的特征,反映了民營經濟發展初期的法制建設中十分謹慎敏感,擔心觸碰雷區的立法心理。

      從時間軸來看,1987年的《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和1988年《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出臺時,我國對于民營經濟的法律層面的立法相對較少,彼時對于外資經濟的立法更為活躍。1979年8月《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開始起草,其初稿對外商投資者懷有戒備心理,起草者思想還不夠解放,而后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關注下,重新修改了13稿,在提請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后,于1980年8月26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施行,成為一部由最高立法機構頒布的區域非公經濟法律。

      而“外資三法”也相繼于1979年、1986年、1988年出臺,這些外資經濟立法一定程度上為內資私營經濟立法提供了借鑒,為文革以來的思想禁錮松綁,推動了改革開放的迅猛前進?!凍竅綹鎏騫ど袒Ч芾碓菪刑趵酚?987年出臺,此時相距1982年憲法承認個體經濟已過去了5年?!端接笠翟菪刑趵酚?988年6月出臺,此時與1988年4月憲法修正案承認私營經濟僅相距2個多月,這種時間上的大大提速,側面反映了在私營經濟立法上需求越來越強、障礙越來越少、共識越來越多、阻力越來越小。

      該兩部行政法規的出臺旨在落實憲法法律規定,對民營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自身的局限性也較明顯。由于制定于計劃經濟時代,《私營企業暫行條例》雖允許私營企業存在和發展,但并沒有鼓勵其壯大,而是采取限制性監管。這種限制性監管具體表現為在投資經營范圍、投資主體資格、組織形式、勞動用工條件、企業規模、融資渠道、利潤分配、生產發展基金用途、經營管理者工資水平等方面進行限制。

      其后,隨著1995年《公司法》、1997年《合伙企業法》以及1999年《個人獨資企業法》等的頒布,這些法律無論在法律位階、立法內容、適用范圍等方面均超越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后者的限制性監管理念已經不太符合時代發展要求,且與1999年憲法修正案中的“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2004年憲法修正案中的“國家?;じ鎏寰?、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

      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并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的指導思想漸行漸遠,因而法規在擱閑多年后,于2018年3月19日被《國務院關于修改和廢止部分行政法規的決定》所廢止。而《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于2011年在《個體工商戶條例》制定后被同時廢止,其原先規定的對個體工商戶從業人員人數、申請設立個體工商戶的身份、經營范圍的諸多限制,在新條例中均被取消,代之以有關扶持鼓勵和服務措施規定。

      三、地方性法規關于民營經濟發展的法制演進

      法律賦予地方法規制定權有一個漸進的過程。1979年《地方組織法》重新修訂時,賦予了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地方性法規權。1986年,《地方組織法》修改,增加“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為地方性法規制定主體。2015年《立法法》修改,賦予設區的市以地方立法權,2018年憲法修正案將此規定納入憲法。由于設區市的立法普遍剛登場不久,目前民營經濟主體的地方立法大多數集中在省級層面。

      通過在現行有效法規庫中分別檢索“個體”“私營”“民營”“中小企業”等關鍵詞,可以發現包含“個體”標題名稱的省級地方性法規有12部,省級地方政府規章4部,經濟特區法規1部,自治州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7部,自治縣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2部,設區的市地方性法規5部,設區的市地方政府規章1部;包含“私營”標題名稱的省級地方性法規15部,經濟特區法規2部,自治州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6部,自治縣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2部,設區的市地方性法規11部,設區的市地方政府規章1部;包含“民營”標題名稱的省級地方性法規9部,經濟特區法規2部,設區的市地方性法規6部,設區的市地方政府規章1部;包含“中小企業”標題名稱的省級地方性法規28部,經濟特區法規2部,自治州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1部,設區的市地方性法規6部,設區的市地方政府規章3部。

      2015年以來,建設法治化營商環境成了重要工作,這在立法中亦有體現。截至目前,共有4部省級法規、2部設區的市法規、1部設區的市政府規章,就優化營商環境出臺條例或辦法,主要集中在東北、華北、西北。其中,遼寧省在上述共7部地方立法中占了4部,黑龍江省、河北省、陜西省各1部,表明上述省份力圖通過發揮地方立法的引領作用來優化本地營商環境,扭轉或促進資本投資和企業發展。

      目前出臺的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均是“刀刃向內”,以最早出臺(2016年12月)的《遼寧省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為例,其39條條文中,絕大多數規定為“政府應當”“有關機關及其部門應當”“人民法院應當”“政府不得”等針對國家機關的義務性規范,而對于投資者或企業,則“依法享有獲取政務信息的權利,并有權咨詢有關情況以及查閱、復制有關資料,政府有關部門應當依法提供”。除了運用立法權外,人大的另一項職權重大事項決定權也被用來提升營商環境,如溫州市人大常委會于2018年12月通過關于批準設立“溫州民營企業家節”的決定,將每年的11月1日定為“溫州民營企業家節”。

      從上述地方性法規關于民營經濟立法的演進及分布來看,地方立法與民營經濟發展狀況之間的正相關性并不明顯,民營經濟較強的南方沿海省份在此類立法總量上,并不如民營經濟相對較弱的北方內陸省份。以筆者思考,其原因一是由于在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除了立法推動外,還與政策推動和文化推動密切相關,如規范性文件的具體落實、個案處理的導向、當地文化對民營經濟的推崇或貶視態度等。

      二是由于北方內陸省份在民營經濟發展較弱的情況下,更加注重以地方立法來引領推動其發展,這在目前優化營商環境的立法分布上尤其可見。而更深層的是,從立法調整的切入點去闡釋,南方沿海省份雖然較少直接以“個體”“私營”“民營”等作為立法對象,但卻通過數量可觀的單項立法,形成了關于市場主體和市場環境培育的立法集群,由此推動了民營經濟發展。

      以浙江省為例,20世紀80年代以來,有《浙江省商品交易市場管理條例》《浙江省取締無照經營條例》《浙江省技術市場條例》《浙江省集體合同條例》《浙江省反不正當競爭條例》《浙江省合同行為管理監督規定》《浙江省招標投標條例》《浙江省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條例》《浙江省企業商號管理和?;す娑ā貳墩憬〖鄹裉趵貳墩憬∽ɡ趵貳噸泄?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條例 》《浙江省保障“最多跑一次”改革規定》等一系列法規頒布施行,這些法規不直接針對民營經濟主體來立法,但實質上為促進民營經濟主體的發展、提升營商環境確立了堅實的法制基礎,頗有“跳出三界外,卻在五行中”的意味。事實上,近年來也有學者認為,從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的角度而言,應當淡化針對經濟主體身份屬性來立法,而注重從構建統一的市場準入和競爭監管體制入手來制定法規。

      四、民營經濟立法完善的初步探思

      通過上述對不同法律位階民營經濟立法演進過程的闡析,可以得出民營經濟的發展與相關立法的演進保持著相當緊密的關聯度,如果沒有法律尤其是憲法承認和確立民營經濟的法律地位,民營經濟就無從立足和發展,而每一次相關的修憲或修法,都帶來了民營經濟發展的一次躍升。直至今日,民營經濟貢獻了50%的稅收、60%的生產總值、70%的技術創新、80%的城鎮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撐起了國民經濟的“大半壁江山”,其背后是一系列法制演進提供了強大后盾保障,與此同時,法制演進還引發了一系列政策演進和文化演進,共同滋養著民營經濟的發展。在新時代,民營經濟仍將繼續發展壯大,相應法制也仍將繼續演進完善,那么,對相關立法問題我們該做何思考呢,以下作一二論。

      在立法理念上,要樹立平等?;?、促進發展的立法理念,確立民營企業“法無禁止即可準入”原則,實現各類市場主體訴訟地位平等、法律適用平等、法律責任平等,保障民營企業與其他市場主體公平競爭。要確保立法與改革決策相銜接,切實發揮好立法對推進民營經濟發展的規范、引領和保障作用,針對優化營商環境特別是民營經濟發展的新需求,加快立法節奏和步伐。要通過立法促進構建“親”“清”以及“高效”的新型政商關系,加強政府政務誠信建設,確保政府守約踐諾,防止隨意違約毀約等問題。

      在立法內容上,完善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制度,堅持問題導向、精準立法,重點圍繞民營企業在市場準入、產權?;?、投融資、公平競爭等方面遇到的困難問題,進一步落實民營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全面?;っ裼笠滴鍶?、債權、股權、知識產權等各種類型的財產權‍‌‍‍‌‍‌‍‍‍‌‍‍‌‍‍‍‌‍‍‌‍‍‍‌‍‍‍‍‌‍‌‍‌‍‌‍‍‌‍‍‍‍‍‍‍‍‍‌‍‍‌‍‍‌‍‌‍‌‍。充分保障民營企業平等獲取土地、貸款等生產要素以及投資補助、貸款貼息等政府投資資金,有效緩解民營企業生產要素制約和融資難、融資貴等現實瓶頸難題。

      在立法手段上,發揮立、改、廢、釋的各自作用并形成合力。在制定法律法規的同時,全面清理涉及民營經濟發展的地方性法規,對限制、阻礙民營經濟發展的內容進行修改完善,集中清理現行法律法規和規范性文件中有悖于平等?;ぴ?、不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相關內容,及時予以廢止或者修改完善。加強對報備規范性文件中涉及民營經濟發展政策的主動審查力度,及時糾正有悖于?;っ裼玫墓娑?,積極為民營企業發展提供平等法治保障。

      在立法體系上,在國家層面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基本形成的情形下,充分發揮“兩個積極性”中的地方積極性,將立法重心適當下移,由省級層面或者市級層面,通過地方性法規或地方政府規章構建民營經濟發展促進的制度體系,將成熟有效的規范性文件轉化上升為法規或規章,用法規規章的剛性和穩定性提升民營經濟主體對地方法治化營商環境的信心。

      在立法過程上,健全充分聽取民營企業意見的立法工作機制。高度重視民營企業家代表涉及立法工作的議案辦理,注重從議案中選取立法計劃建議項目。起草、審查涉及企業權益的法律法規,通過實地調研、召開座談會等多種方式,專門聽取民營企業的意見,全面了解其利益訴求并在制度設計中充分考慮。要把征求工商聯、行業協會和商會的意見作為重要環節,必要時對相關企業、行業協會和商會開展立法調研。對征求意見中民營企業反映比較集中的意見,通過有效渠道及時反饋研究采納情況。

      在立法宣傳上,要善于策劃、組織和做好宣傳引導工作,根據法規涉及的領域和熱點、亮點問題,正確全面地宣傳法規的立法原則和精神,放大立法效應,營造全社會關心、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良好氛圍。

      經濟師評職論文投稿刊物:《中國民營科技與經濟》本刊以民營經濟和科技為依托,探索科技與經濟相結合把科技轉化為生產力,集導向性、開拓性、信息性、服務性一身;熔政策性、實用性、知識性和趣味性為一體,是國內唯一一本反映民營科技企業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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